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中,陈赓是一位个性鲜明的人。从北伐战争、隐蔽战线、土地革命战争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到越南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,他始终战斗在前线,身经百战,多次负伤。他是我军中唯一一位先后与日军、法军、美军作战的高级将领。今天,我们来听听陈赓的女儿陈志金讲述她父亲的故事。
鲁迅父亲手绘的地形图
上海鲁迅博物馆里陈列着父亲亲手绘制的一张地形图,这是他与鲁迅先生见面时留下的。在上海笼罩着白色恐怖的上世纪三十年代,父亲作为红军高级将领,为何能两次见到不是中共党员的大文豪鲁迅先生呢?这是因为,1932年11月,父亲在上海养伤期间,经常向做地下工作的战友们讲述红军的战斗故事,并说:“我真希望人民能够知道红军和革命群众经历过什么,即使将来革命成功,也永远不会忘记。”他讲述的这些红军故事,被当时在中宣部工作的朱景我详细记录下来,并整理、油印,希望有作家把它写成文学作品。 鲁迅先生看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冯雪峰送来的材料后,十分激动,特别希望拜见这位“讲故事的人”红军将领。
父亲在冯雪峰、朱敬我、楼诗逸等人的陪同下,曾两次秘密到鲁迅先生四川北路家中会见,详细讲述了苏区和红军的战斗经历。在谈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形势时,鲁迅先生还拿出纸笔,让我父亲画了一张图,留下了这份历史“记录”。
经过两次长谈,鲁迅先生还多次向冯雪峰同志表示,愿意写一部类似苏联《铁流》的反映红军指战员战斗生活的作品,并计划写一部中篇小说。可惜鲁迅先生因精力有限、创作环境所限,未能完成这部作品,但父亲绘制的这张地图却被鲁迅先生珍藏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,父亲参观鲁迅纪念馆时才予以确认。
▲陈赓为鲁迅绘制的地图
珍贵的纪念徽章
父亲生前保留了许多战争年代的纪念章和奖章,这些都被母亲别在一块大手帕上。有一次,我哥陈志坚问起纪念章的事,父亲指着一枚“红军十周年纪念章”说,这个最值钱。
此枚纪念章材质为紫铜,高4.3厘米,长3厘米,厚0.1厘米,重10克,呈五角星形,白底红边,图案上方为锤子和镰刀,象征领导工农红军的中国共产党。中央为红军战士骑马吹号、跃进前进的图像。下方镌刻有“1927—1937红军十周年纪念章”字样。
1937年8月下旬,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,朱德任总司令,彭德怀任副总司令,下辖三个师,奔赴华北抗日前线。我父亲是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。9月6日,天降大雨,一二九师三个团500余人在陕西省三原县石桥镇举行改编抗日誓师大会。我父亲担任阅兵总指挥,指挥90名号兵到会场吹响号角,接受张浩代表党中央、军委颁发的“红军十周年纪念章”。 在瓢泼大雨中,父亲和战友们含着眼泪“暂时告别了红军帽”,戴上了国民党当局发放的“青天白日”军帽。他感慨万千,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:“红军永远是红军,不管改成什么名字,戴上什么帽子,我们永远是为了共产党的光荣而奋斗。”
为了纪念这一刻,父亲戴上了红军帽,胸前挂上了“红军十周年纪念章”,留下了自己在红军时期的最后一张照片。从此以后,这枚“红军十周年纪念章”一直陪伴着他,激励着他为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而奋勇前进。
不为人知的是,父亲在参与指挥行动之余,还亲自指导制作了一些纪念章,颁发给军队官兵。
1946年11月下旬至次年1月底,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的父亲率部支援延安保卫战,配合晋绥部队向吕梁地区进军,发动了吕梁战役和汾宵战役,粉碎了国民党进攻延安的计划,为随后的晋南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。为表彰战斗中的功臣,父亲指导设计制作了“第四纵队战斗英雄”奖章、“第四纵队战斗英雄”证书、“劳动模范”奖章及证书等。其中,“第四纵队战斗英雄”奖章由父亲亲自精心构思设计,对其材质、含金量也有所规定。 随后,我地下党受托将图纸秘密送至当时的北平印章厂,由工人们铸造。奖章呈圆形,主图为骑马战士,并镌刻“战斗英雄”字样,圆圈上半部为对称的麦穗纹饰,圆圈下半部为“八路军晋冀鲁豫第四纵队”和“1946年”字样。1947年2月20日,在纵队举行的吕梁、汾晓战役庆祝大会上,我父亲亲自为在战斗中立功的人员颁奖。
▲陈赓设计的“第四纵队战斗英雄奖章”
他带伤进入越南领导反法运动
1950年7月,父亲指挥解放云南后不久,就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进入越北根据地,协助越南抗击法国殖民军,组织边境战斗,打通中越交通线,协调对越援助。在越北根据地翻山越岭、钻林挖谷,对于双腿受了重伤、残疾的父亲来说,无异于雪上加霜,他觉得“比长征还要辛苦”。然而,行军途中,他和大家一样,淋着雨,沾着泥巴,但他始终乐观开朗,还不停地讲笑话,为大家缓解疲劳。
父亲在1950年7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:“我们出门翻山,全程九十里地,山上下着雨,我们犹如落汤鸡”;8月10日的日记中记载:“我们从原平出发翻山,说是十五公里,其实走了一整天,还下了一整天的雨,宿营地很脏,睡觉的地方紧挨着猪圈、牛圈,恶臭难闻”;10月13日的日记中记载:“我们正沿街行进,突然弹药库爆炸,天空火光冲天,爆炸声巨响,我们差点儿丧命。”
在越南的四个月里,除了要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战争的危险,父亲还要忍受疾病的不断侵袭,经常牙痛头痛,失眠多梦。为了帮助年轻的越军打边境战,他亲赴前线指导部队,不顾疟疾的折磨,坚持工作。8月24日,在越军作战会议上,父亲一口气讲解了四个多小时的新战术,详细阐述了先攻边界附近的七溪、东溪,在运动中调动敌人,歼灭敌人的策略和意义。
10月下旬,父亲率领的高平战役,取得了超出战前预期的战果,歼敌9个营,解放了十余座要地,取得了越南抗法战争史上空前的胜利,为解放整个越南北部和印度支那奠定了基础。胡志明高兴地说:“边界战役是越南抗战史上最伟大的胜利,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胜利。”
我父亲到越南指挥战争,对外保密。胡志明指定“阿东”作为自己的绰号,在信件和明信片中称呼父亲为“东哥”、“东同志”。为什么叫“阿东”呢?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。我父亲还在黄埔军校读书时,经常跟随周恩来到苏联顾问处。正是用化名“李锐”的胡志明,担任过苏联首席顾问鲍罗廷的秘书兼翻译。两人相熟,建立了友谊。我父亲生性幽默,胡志明常常形容他“很调皮”。“陈”字在“耳”旁边,没有了耳,就剩下“东”了。 在越南战场上,父亲曾向越南总司令武元甲开玩笑地透露了这段“秘史”,说:“胡主席‘把我的耳朵扯掉了’!”
▲1950年7月18日,陈赓(右)在自己居住的茅草房前与胡志明主席商讨攻打高平的战役。
在朝鲜战场
我父亲长期在枪林弹雨中战斗,五次负伤,身上伤痕累累。1950年6月,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、云南军区给他颁发了“一级伤残证明”。我父亲不顾伤情,坚持支援越南四个月。从战场回来后,他还没来得及享受胜利的喜悦,就奔赴了更加危险严酷的朝鲜战场。
其实,父亲在全力指挥越军作战的同时,一直关心着朝鲜战场的情况。1950年11月5日,他完成援越秘密任务后返回南宁。得知中央派兵参战后,他激动不已,连续两天没睡好觉,做好了参战的心理准备。他在1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:“昨天晚上睡不着觉,心里一直想着朝鲜战争,工作艰苦残酷,我准备贡献出我的一切。”回京向中央汇报援越情况后,父亲主动请缨赴朝鲜。毛泽东笑着说:“一听说要和美帝国主义打仗,他精神就来了,病也好了一半。”
1950年12月,我父亲先到朝鲜前线视察与美军的战斗情况,随后又两次率部入朝。其间,他整编第三兵团,协助彭德怀指挥了挫败敌人“秋季攻势”的战役。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阵地保卫战。他在日记中记载:“每天要读几百封电报,还要亲自起草电报,及时答复作战问题。”
由于身体不适日益加重,志愿军党委常委决定让我父亲回国治疗。不到一个月,因彭德怀后颈长了肿瘤,军委催促他回京手术,同时通知我父亲任驻朝鲜志愿军代理司令员。1952年4月7日,我父亲接管志愿军全面工作后,重点加强坑道防御体系建设,命令12军、60军抽调技术专家协助15军在上甘岭掘坑道,并请国内工业部门解决炸药、抽风机和打孔工具等问题。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斗,阵地形成了完整的坑道体系,并在随后的上甘岭战役中经受住了空前密集炮火的考验。
1952年6月,我父亲奉命创办军事工程学院,在我父亲被召回朝鲜前,金日成授予我父亲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“一级独立自由勋章”,以表彰和感谢他在朝鲜战场上的卓越贡献。
▲金日成授予陈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独立自由勋章
“我参军是为了人民,从不夸耀自己百战百胜的战功。”“他是实践的真榜样,他的忠诚永垂不朽。”这是董必武在父亲1961年3月逝世时写下的挽歌。父亲虽然已经去世60年了,但他坚定的信念和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,永远是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。(本文由陈赓之女陈志扣讲述,江西省党史学会理事、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副会长魏春勇整理)
讲述人:陈志锦
撰稿:魏春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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